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王海飞：论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内涵与形态

　　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王海飞：论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内涵与形态《汉书》中记载：“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因地理构造、自然环境澳门新网站、气候植被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等多方面条件决定：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孕育和发生场域，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核心基础和构成主体，成为中国人永恒的思想和精神家园。

　　黄河文化的地位可以从多个方面得以论证。以考古学角度而言，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时期就出现了早期人类的活动，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形成是“满天星斗”，黄河流域诸多的文化遗存则构成了文明“星空”中灿烂的“银河”。从形态甚至早期国家形态的角度来说，公元前三千纪，“散布于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土城，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是“人河相依”的生境格局倒逼“依河而生”的人们开创出社会组织和形态的“中国道路”。以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与黄河流域灌区的分布具有密切联系，沿黄河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积极促进了中国早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藉黄河之利，抑黄河之害，兴修水利灌溉设施，推动农业种植技术和农具革新，促使农业社会雏形初见，并以此为基础，带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手工业的快速进步，形成较大规模的社会贸易。一系列社会发展所带来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力推动了华夏民族由松散的实体逐步走向融合和统一。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审视，不同历史阶段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科技、天文历法、传统医药、术理算数等均代表着彼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特别是以瓷器、金属冶炼、文字、纸张、印刷等为代表的智慧创造，为世界文明谱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思想体系生成的角度来探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解放成为必然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后来亦由此发展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主流思想逐渐形成，并在后来的历史中一脉相承。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纵览，黄河文化兼容并蓄，在不同阶段形成多个文化中心，以势位差由中心向周边实现文化传播，塑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圈层，并与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进行广泛交流互鉴，促进了文明的携手对话。故而，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但我们应该清楚，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除具有根源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历时累积性特征和时代创新性特征，是当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层累致新的黄河文化担负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将被重新审视与确立，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阐释黄河文化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多元走向一体，从传承走向发展的内涵；分析黄河文化形态与表现形式，以期推动黄河文化理论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与实践路径。

　　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是黄河文化内涵的生成基础。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黄河文化不断吸纳流域内外多种文化，交融共生，如同熔炉，熔炼生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核心与基础。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学者对黄河文化形成阶段已有过多种划分。以交融共生为视角，兼顾历时与共时，我们可以将黄河文化发展形成粗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以秦岭、太行山和阴山为范围，独特的地形加上季风搬运来的沙尘，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给中华民族一片神奇的黄土高原。处于高原边缘的黄河流域各种动、植物化石和古代各类文化遗存丰富，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解释为较大尺度的自然历史演变中，黄土高原累积形成优越的生物生存环境。黄河文化的萌芽阶段即是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徐徐展开。自此阶段起，“黄河流域”就不仅是地理区域概念，同时还成为一个文化区系概念。从1920年甘肃庆阳的黄土层中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到2021年在山东省沂水县跋山水库下游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远古先民在黄河流域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遗产。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近2000处，其中近一半分布在黄河流域。历史进入到更晚近的时期，在黄河流域开始逐渐有远古农耕文明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都是黄河流域文化发展起源的主要形态。随着定居的农业文明初级阶段的到来，黄河中上游的众多河谷地带，以黄土筑夯而成的城墙所构建的城邦一个一个出现，“邦国林立”是今天学者对当时社会场景的想象，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万邦”时代，意味着黄河中上游早期“国家”雏形的诞生。这个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存在的具有文化传承内涵的人文地理区系为后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奠定了最早的文化基础。至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时期，黄河文化已由城邦国家过渡到城邑国家的体制，周的先祖以农业文明成为“天下”的共主，周人祭天于郊坛，祭地于社稷，祭祖于宗庙，从宇宙天地领悟到人间秩序。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是黄河流域两种主流的文化形态。秦汉至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分界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于南北间不定期地移动，由此产生一个边界并不固定的、广阔的“游牧农耕混合带”。游牧文化在经历由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带来的几个发展高峰之后，与代表中原农耕文化的中央王朝政权发生密切的交流与碰撞，衍化共生，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汉“夷夏之辨”基础上，进行了“华夷同祖”“脱夷入华”“以夷统华”等实践，进一步推动黄河文化一次又一次大的融合与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多民族的“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中，儒家思想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不同历史阶段的各个王朝在“儒家化”的道路上接续递进。黄河流域其他民族地方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模仿汉制，在接受治理、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同时，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发展。应该说，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强化了中央政权，也吸引了“四方”“渐慕华风”，认同中华文化，向黄河流域做“向心”运动。另外，大量考古材料均证明，黄河文化形成过程中外来物种与文化不间断地传入构成了黄河文化中重要的源流。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东西方的交流通道业已形成，凿空之旅所开启的丝绸之路，至唐宋趋于鼎盛，通过使节往来、商业贸易、佛教传播与译经、民族迁徙与融合等方式极大带动了东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丝绸之路的联通作用下，黄河文化吸纳了众多外来文化和域外物产，包括技术、艺术、天文历法、医药以及植物、畜禽、金银器、宝石、香料、象牙、犀角等。外来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不断融入，推动了多民族文化在互动中完成早期整合，也推动黄河文化特征的形成。中古时期东部沿海平原和西部内陆之间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三条，其中的中、北两条皆经黄河流域而行，成为中央王朝和西域联系的重要通道，黄河流域出土大量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和碑铭都说明这一时期黄河文化的兼容并蓄、开放进取。

　　蒙元时期“海内一统”，多民族“中国”观趋于定型，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为各民族间的交往进一步消除障碍，促使黄河流域的民族文化进入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融合阶段。宗教文化在中国得到发展契机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藏传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教文化以及欧洲教文化等多种宗教文化进入黄河流域。元明交替之际，在黄河流域初步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明中后期，民族格局基本定型，民族文化的融合持续深入。清朝再一次实现与疆域的大统一，使黄河流域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区域文化进入了全新的稳定发展阶段。今天看来，这个时期是对黄河文化形成影响最大的阶段，融合不再局限于各个民族之间，而在更多区域文化之间普遍发生。就地域趋势而言，之前东、西方向的文化融合逐渐让位于南、北方向的文化融合，其中既包括随统治阶层南下推动的游牧与农耕的文化融合，还包括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彼此融合。而明清时期渐次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宗教和文化传播活动，为兼容并蓄的黄河文化注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内容，主要表现于农作物及其栽培技术的引入和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农业种植和饮食结构改变，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引入，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黄河文化以其广博的包容性接纳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寻求自身的发展，浴火重生。

　　黄河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中国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新中国征程中创造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近现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各族群体奋起抗击，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奏响“保卫黄河”的壮丽篇章。特别是在20世纪早期，“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的整体认同，各民族在反侵略、求的进程中彰显、熔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黄河文化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长征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长征西进与北上的主要活动区域，长征队伍所到之处，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创立西北根据地，通过土地从根本上使农民得以解放，孕育了伟大的红色文化。凭借不同阶段在黄河两岸、太行东西、大江南北的广袤大地上先后建立的根据地，中国党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获得胜利。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平解放、“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顺利实现、“两弹一星”成功发射与航天事业一次次获得突破性进展等，无一不彰显红色文化的蓬发，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开拓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后，红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转向谋求科学进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友好、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红色文化的关键词，标志着黄河文化新的时代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黄河流域进入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量实践工作，有效激发了文化的活力和动力，在历史累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黄河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与核心，以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文化的形成、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等都为黄河文化的全面发展融入了新的力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是基本国情。在国家内部，基于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有机联系和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文字需求，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汉语言文字在国家语言文字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并在21世纪初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汉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其加以推广普及，是历代中央政权的一项治国方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中，受诸多因素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向西部云集，其中不少企业坐落于黄河流域，并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一批工业化城市崛起，形成黄河流域的典型工业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河上游第一个省会城市兰州。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众多响应国家需求并对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在黄河之滨光荣登上历史舞台，与当时东北等地其他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一并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其丰富、深化了黄河文化内涵，成为当代黄河文化中的一抹亮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党领导下，中国政府先后陆续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国家工程，极大地推进了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建设，改变了黄河流域的整体面貌，推动黄河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也为黄河文化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整体建设成为中华文化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河文化体系庞大澳门新网站，门类纷繁，内容丰富，包括蕴含高度生态智慧的水利文化、生计文化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与道德文化，还有先进卓越的科学与技术文化，等等。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发展历史决定了黄河文化的内涵，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黄河文化以强大的力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接续传承，绵延不绝，是世界唯一存续至今的“大河文明”，呈现明显的根源性与连续性发展的内涵特征。在人类历史中，并非所有的大河都能够产生世界级的文明，而以大河为依托形成的影响世界的文明中，也并不都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伴随各种因素以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条件、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大一统”等诸多的先进观念以及文化认同的普遍向心力、凝聚力等优越条件，长期居于文明中心地位，并给予周边文化深刻的影响，合通四海，承上启下，从未断裂。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证明了黄河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孕育发展基本的物质基础，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此已经做出重要结论。丰富的史古文化、中国人共同的人文始祖以及中原大地上的王朝更迭、家国情怀、祖先记忆，已经化入中国人的骨血，成为中华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深刻记忆。黄河文化作为现今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的文化体系，以不竭的文化根源力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中华文明的根脉，是其他文化类型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黄河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汇聚。首先，从区域空间范围来说，黄河上、中、下游流域地域广阔，支系庞杂，黄河文化系统涵盖了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多元化的文化子系统，其中，既包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鲜明印记的区域文化系统，也包括广泛的业已消失、融合在其他新的文化系统中的族群文化系统；其次，从文化属性而言，黄河流域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文化、红色文化等。不同质性的文化类型交错发展、衍生共融，类型之间又生发出兼具不同类型特征的亚文化类型，层层累累，为中国提供了文化大国的事实依据。今天，无论从观念、制度、技艺、民俗或其他任意视角来审视，都可以在黄河文化中找寻到不同文化的源流、变迁和发展的脉络，都可以探触到不同文化的根骨与呼吸，察看到不同文化的遗存。因而，我们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相互依存，推动了灿如繁星、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赓续，发展创新。多元化特征是这一复合型文化系统最主要的内涵特质之一。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理解，所谓“根”，是指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多元文化汇聚，筑就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所谓“魂”，则是指黄河文化在汇合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同一性的中华民族的心理与性格，进而构成中华文明的基础和底色。任何民族的心理与性格形成，均基于长期历史中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黄河这条“母亲河”衍生的文化系统，承载了中华民族发生、发展历程中的苦难记忆，积蓄着自觉和复兴的伟大力量，形塑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保家卫国、勤劳俭朴、尊老爱幼、克己复礼的心理与性格；也正是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黄河文化逐渐滋养出中华民族的“道德母体”，持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性格与道德形构发挥直接作用。“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有志者，事竟成”“失信不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道德规训在润物无声地濡化中，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下每个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与生存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经历过现代与后现代繁杂的理论纷争，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以他人未有的高度阐释了世界应有的发展愿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以应对西方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集中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智慧。这种中国智慧在和合共生的黄河文化体系中可以得到完美地诠释。正是由于黄河文化包容性、开放性并具的文化特征，气势磅礴，有容乃大，使“黄河之水天上来”，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系统。在中华文化累积生成过程中，黄河文化从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上显现了包容和开放性质。从南北视角来看，黄河文化的内涵是包容。黄河文化向北与草原文化相互依存的历史中，农牧交融，包容共生，将草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因子纳为己用，形成磅礴深厚的文化底蕴。向南与长江文化的长期并行中，吐故纳新，积极接受吸纳南方多种文化要素，不断地充实、提升，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客观上推动了北方草原、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文化一体化和一体化；从东西视角审视，黄河文化的内涵是开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黄河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心，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积极推动东西方文化间互通有无，广泛交流，向外传播中华文明，向内输入域外文明成果。这一过程使得黄河文化形成了更加宽容的气质胸襟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在面对多元文化冲突时，能够以独有的智慧创造出因地制宜的文化体系，最终使得黄河文化呈现出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涵。

　　黄河文化具有创新性的精神内涵。文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文化创新的动力，中华文化的核心萌生自黄河文化，其中不乏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中国历史上的天文历法、几何算数、金属冶炼、农具革新、桑蚕纺织、建筑营造、陶瓷烧制、中医药学等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代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成就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在黄河流域，由黄河文化体系孕育的。黄河流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形成，具有内容广博、积淀深厚和实用性强以及以水利、农业科技为核心的特点。因为前文所述包容与开放并具的特征，黄河文化采纳众长，与时俱进，不但自身持续自新自觉，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动能和自我革新的活力，还向周边文化不断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蕴含着求变创新的革新精神。在新时代，黄河文化的创新动力依然历久弥新，诸多科学技术成就在黄河文化的历史积累中推陈出新，引领中华民族在各行各业走向世界前沿。中国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一路先行，率先提出一系列水利高质量发展规划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立法策略等，再次体现黄河文化的创新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黄河流域在历史上产生诸多民族实体，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方向，这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历经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融合，通过“华夷之辨”“以夷变夏”“华夷一家”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发展轨迹，使黄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其正统性、先进性和包容性不断推动黄河流域各民族持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构成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体系，同时吸引周边多元文化的向心运动，濡化形成统一、不可分割的中华文明。从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到汉唐之鼎盛，经过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抗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乃至改革开放年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黄河文化一直是一种象征、一种指引，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并将中华民族熔铸成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可以有多个向度，但文化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的路径。不同历史时期延续发展的中国，其地理边缘可能存有一定的模糊状态，空间边界有“移动”的阶段，但从文化认同上说，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核心是实在的而非“想象的”，在这一清晰、稳定的文化核心之中，黄河文化占据根源性、主导性地位。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再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的维度进行审视，黄河文化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融合多元文化构成一体化的中华文明系统和凝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经验，以及引导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现实实践，应是在新时代予以更多关注的内涵特质。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安全发展，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黄河贯通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拥有三江源、景泰黄河石林、清水河老牛湾、黄河蛇曲、黄河壶口瀑布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流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五大沙漠沙地以及下游黄河三角洲湿地，对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生态格局具有重大影响。黄河文化中有关生态治理的经验积累已有很多，例如黄河中上游，特别是上游的生计方式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状况会远距离对下游生态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换言之，下游的自然灾害频次与破坏度与上游的开发程度成正比，这在黄河环境史研究中已有很多案例可证。经过长期在黄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实践，世代伴河而生的各族人民积累了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化系统，以解决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同人地关系下，多样性生态文化内核一致，共同汇集形成黄河文化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宇宙观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生态观，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哲学思想的贡献，对人类于自然间生生不息的解释与引导，也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来源。在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应明确，黄河不仅是发展的资源，更是中华民族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对象。在黄河生态治理传统智慧的积淀基础上，创造性探索中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道路，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理论和中国路径，也应是当下黄河文化的重要内涵。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研究与分析这一宏大的文化系统，需要关注文化形态。文化形态既是基于某种特征以及特定立场所展开的类型划分，具有研究方法的性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史观，具有思想史的维度。以文化形态为视角展开论证与研究的方法进入中国，并逐渐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已近百年，其间亦有丰富的理论建设与批判反思。而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代命题下，以文化形态为研究方法，从文化内部深入探察文化发展规律，以实现文化的自信与自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视角和路径。在黄河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文化形态的划分是尝试解读和分析黄河文化系统的一种进路，是主动的建构；实践过程中的文化系统与文化内容，则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被创造、被表达，因此，文化形态与文化表现形式是不同层级的概念，文化形态由文化表现形式具体支撑，文化形态是“总”，文化表现形式是“分”；文化形态是框架，文化表现形式是具体内容；文化形态是“质”，表现形式则是承装“质”的器皿。文化形态的特征是概念上的分离与区隔，文化表现形式的特征则是内容上的交叉与融合。基于不同的立足点，黄河文化形态有不同的划分形式，可以从范畴、类型结构等方面出发，列出以下几种，以探讨文化形态以及支撑不同形态的文化表现形式。

　　以范畴进行划分，黄河文化可分为国家文化、民间文化、流行文化等形态。其中，国家文化是核心，是主导文化；民间文化是基础，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黄河文化的主体；流行文化则是介乎于国家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一种形态，更多时候表现为两者的交集部分，会直接反映普遍的时代需求和价值取向，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较大的范围和边界变化。核心会向下延伸，基础会向外扩散，两者之间相融合并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广泛接受并共创共享的部分则逐渐形成流行文化的基本内容。例如，黄河文化框架内不同类型的国家文化公园是典型的国家文化表现形式，其建构过程以历史上长期传承的，具有中华民族典型符号特征，并在民众中具有一定感召力的文化象征为基础，形成文化公园这一具体场域。场域之中的旅游、观光、教育传播等具体内容则构成流行文化。不同层级的文化形态之间有吸引力，同时也会产生排斥力，在较长历史尺度中来看，更多情况是相互转化、相互融合。一些文化形态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会在国家文化、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呈现，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中国传统节日庆典文化，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因传统节日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各民族群体广泛的认同，故而在不同层级的文化形态中均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同样的情况在传统民歌等文化中也有类似表现。另外，在信息时代，不同层级的文化形态中还会融合其他一些文化内容，例如网络文化、商业文化，等等。

　　以类型结构进行划分，黄河文化又可分为自然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形态。黄河文化在黄河流域因历史累积而逐渐生成，最初的源头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下，接续跨过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大的地理单元，穿越三层地理阶梯，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中华大地无比丰富的自然形态。黄河流经的雪山、草原、森林、荒漠、石林、戈壁、沙漠、平原等，其背后都是不同生境下底蕴深厚的文化体系，每一种自然形态都承载着一种独有的自然文化和生境文化，构成黄河文化中自然文化的完整表达。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意识形态，如自然观念、价值观念、生命观念、道德观念及信仰观念等，包括人们在精神世界中所构拟的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例如香格里拉、桃花源等，以及围绕共同的情感创作的神话、戏剧、诗歌、舞蹈或综合的、沉浸式的体验载体等。精神文化对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具有一定规定性，能够决定制度文化的生成和行为文化的规范。在制度文化方面，无论处于何种生态、经济类型的人群，都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家庭、亲属、法律制度，制度多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以习惯的势力和群体为保障。行为文化指人们在某种精神文化中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的引领下，以制度文化为框架和边界的群体或个体行为，具体包括民间技艺、艺术表演、婚丧嫁娶、节庆民俗、宗教活动等。目前，在国家非遗保护语境下，黄河文化中的自然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主体内容，因而在形态上最为人们所熟悉，表现形式也最为丰富。物质文化在中国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有其特殊性，主要指某一文化系统中的人们因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双重作用在衣食住行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器物、工具、建筑等可见的文化留存。目前，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所见最多是文物、建筑、遗址、村落等，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均呈现一定问题。例如一些历史遗迹依然被深埋于地下，一些物质文化遗存因各种原因未能显现其价值，还有一些文物因客观条件未得到应有保护，甚至受到严重损毁。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某一种文化以单独的类型结构出现，而往往是复合了多种类型。典型案例如民间宗教文化，总会在某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有专属的建筑或空间场域，有制度化的仪式规范，再加上特定的人群的信仰观念，同时在仪式过程中呈现人们规定性的互动行为等。

　　以表现形式进行划分，黄河文化又可分为静态文化、动态文化、动静结合文化等形态。静态黄河文化主要是指在黄河流域内，持续在人们生活中发挥影响作用的各类静态物品，以及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被不同时期的政府或社会保护起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沿流域分布的黄河文化相关古建筑、古遗址、古村落等，以及围绕相关文化遗存形成的文化类型不一、种类繁多、介质各异的文物、收藏品、民俗文化产品和周边文化遗产等。完全静态的文化形态并不多，往往是在静态物质基础上澳门威斯尼斯网站，通过各种文化因子和周边文化元素的叠加，使文化成为“活态”样式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长期传承与传播，并不断获得发展的力量，在社会进程中绵延存续而不至消散灭亡，进而创造出更多可以展示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承载物。因此，那些在人们生活中代代相传，伴随人们生产繁衍而不断获得自新能力的动态的文化表达形式，是黄河文化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普遍的形态。此类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生产文化、技艺、民俗以及衣食住行等文化生活样式的活态表现形式。另外，还有更为丰富的动态与静态共时性呈现的形态，主要包括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展览展示、文学艺术作品、影视影像内容传播等。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机构或非机构性质的承载性展示，如展览、展会、展示等，这也是文化遗产呈现最为集中的方式。包括各级各类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目前黄河流域各省（区）博物馆的建设已取得可观的成绩，建有博物馆2166家，放在全国来看，占比39%，藏品数量和珍贵文物占比31%和18%，还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展览展示场馆除了对静态文化遗产展开收集与保护、基础性展览等工作，近年来还大量开发出各类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声光电复合的动态形式，包括VR等参与项目与体验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文化的表达形式。

　　第二类是以各类文艺作品、影视内容为主的表现形式。因媒介环境与传播载体的变化，异地、同步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其中，影像类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短视频、MV等；以声音形式传播的有音乐、戏曲、评书、相声、广播剧等；文学作品类有诗歌、小说、剧本、报告文学等；手工艺术作品类有木刻、画刻、竹编、剪纸等；还有其他艺术类作品，如舞蹈、杂技、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作品等。通过媒介融合对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文化表达是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都在积极尝试的方向，例如一些将传统节日、地方神话、道德观念、舞台戏剧融合在一起的实践案例。

　　除了以上粗略列举，黄河文化形态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划分，例如以属性进行划分，黄河文化可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工业文化、科技文化等形态；以性质划分，还可以分为隐形文化和显性文化，等等。在时代发展下，应运而生的各类文化产业，把黄河文化的表现形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加速了黄河文化创新发展的速度，也在客观上不断强化全社会对黄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2016年夏季，笔者曾与友人同行青藏高原，探访三江源头。在卡日曲的草甸上，望着并不茂密的草丛间汩汩涌出的不及拳头大的水流，我默想，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如此柔弱之水穿越历史的时空在万里华夏大地上奔腾行走，日夜不舍，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自强不息，阅尽沧桑，永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最终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身份成为民族的象征。今天想来，应该是这条大河所滋养的中华各族儿女世世代代的生命实践以及在漫长的历史接续中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所共同凝聚起来的力量，在这片世界最地的东方创造的奇迹。因为独特的地理单元构成和历史发展道路，黄河文化中独有的向心性和凝聚性、包容性与整体性、交融性与普遍性、多层次性与多面向性，决定了这条大河成为特定时空和地域的各民族群体所共同书写与创造的文化，成为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与源流，汇聚成为中华文明这一世界文明体系中延续最为久远、内涵最为庞杂丰富、也最具研究价值的文明类型。

　　中国人与黄河的关系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不同状态：最初人们因敬畏黄河而将黄河“神化”，顶礼膜拜；后来，由于生产力的提升，人们为治理黄河而将黄河“对象化”，堵疏导浚；再后来因群体的心理一致性和归属感以及基于对世界、对自身更清晰的认识后，感念黄河而将黄河“母亲化”，赞叹歌咏。不同状态间并非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很多时候甚至会长期并存，但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华民族面对黄河，由早期的具体化经验逐渐转向文化象征性意义认同的脉络。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黄河的治理史，“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多数中国人自儿时便已熟知，由于对水的依赖和对水患威胁的恐惧，依河而生的人们从未停止对“母亲河”的探究，漫长历史中无数先哲自黄河两岸的发问与思考，为后来者留下无与伦比的智慧和遗产。

　　近代以来，对黄河的研究逐渐趋于科学和理性，一代代黄河研究者、工作者前后相继，为这条大河奉献青春与生命。当下，黄河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黄河文化研究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丰硕成果，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清醒，黄河文化研究依然还在路上。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往学界研究成果中文化概念建设、文化区划分等，往往忽略中上游、特别是上游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在不同文化类型研究中，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研究较为广泛，成果累累，相比较而言，对游牧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更深入地探索；对黄河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关注较多，而多元文化间的互动过程、机制和特征却往往被遮蔽，而这恰恰是当下讨论“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方法方面，围绕黄河历史发展、区域景观、人地关系、以及独特的文化生成、文化遗产等问题的研究久已有之，涉及的学科、方法亦有很多，但面对黄河文化这样多元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庞大的体系，我们或许仍然需要更广泛的学科视角、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更多集中于对文化系统中“人”的观照。归根结底，黄河文化研究中的核心依然还是人与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又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主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也应当是历史与现实研究并重的黄河文化研究未来最重要的导向。今天的黄河文化从历史中走来，以文化遗产和文化保护为基本，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支撑。在具体的研究进路上，我们还需要更加宏观与整体的研究架构，持续构建黄河文化系统理论。要强化田野调查工作，探索实践问题。需进一步建立健全全流域协调联动机制，形成黄河文化发展合力，完善文化发展政策，推动文化事业，扶持文化产业，创新文化形态，打造具有代表性的黄河文化符号体系，丰富黄河文化表现形式。

　　一条大河源远流长，千折百转，在九州大地上划出一条中国人精神内核中的“龙”形图腾。如果将整个黄河流域圈起来，在遥远的高空鸟瞰，似乎隐约看到一只自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腾跃而起的神羊，横跨亚洲三大地理阶梯，面东朝向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一图像昭示着中华民族发展的肌理，在凝重深厚的大河文明中休养生息，遵养时晦、积极生长；这一图像也对今天的黄河文化提出更多的问题与反思澳门新网站，如何更广泛、更深入地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力量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期奏响人类更华美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