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国际战略形势

　　怎样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国际战略形势时代，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在《文选》一二三卷中，至少有２６次使用了“时代”一词。同志的“七一”讲话，讲到“时代前列”、“时代精神”、“时代发展”、“时代特点”、“时代的主题”、“时代的潮流”等等的，共有１５处之多。时代问题从总体上规定和制约着我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战略和基本政策。因此，认识和把握国际战略形势，首先就要对时代问题有一个清醒和科学的认识。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地分析形势、确定任务、划分营垒、制定战略、拟定政策、规定部署的客观依据和必要前提。在时代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作出过一些重要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称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列宁对时代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划分过时代，提出过“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等等重要的概念。所有这些，对于当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８０年代中期，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出发，进而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一系列大思路、大政策，对于我们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那时以来，理论界对时代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论断。但也有些同志提出疑问：界定时代为什么不从阶级矛盾和社会制度入手？为什么不坚持帝国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这样的论断？

　　世界，或者说人类社会，是个非常大的巨系统，它包含着无数复杂的领域和方面。要对其历史发展的进程、阶段、特点作出准确的界定，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比如在时代问题上，历来就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考察和归纳。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有不同的科技时代，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从武器类别的角度，有不同的军事时代，如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核时代等等；从阶级关系和制度转换的角度，有不同的社会时代，如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等等；从运行状态和突出问题的角度，则有战争与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等；……它们各有自己的出发点，但又相互补充，构成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分析和界定时代，必须抓住本质。但何为本质，依然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关，因而也有从不同角度加以认识和揭示的问题。比如，从生产力的角度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都可以作出本质性的揭示，但两种界定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你很难说哪个是本质、哪个就不是本质。它们并不一定就互相排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互相补充，往往可以深化我们对本质的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将和平与发展界定为世界两大问题或时代主题，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多年来，迄至今日，世界上最突出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民最关心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也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抓住了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向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同时也指明了世界人民所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利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确实对时代问题作出了一些界定，揭示了当时时代的本质、特征和矛盾。但由于１００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仍然坚持认为今天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今天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从近时期而言），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仍然坚持这样一类判断，那就必然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关注的焦点将是什么？我们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将是什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我们由此而确定的战略策略将是什么？这些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产生误导，把我们的路线和战略引向错误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对于时代的认识和判断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无可非议的。这个判断，主要是从当代世界的运行状态和突出问题的角度来界定时代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从传统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角度，从制度变迁和转换的角度，去研究和揭示当今世界另外方面或更深层次的本质和特征。但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够从传统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制度转换的角度作出一个新的判断——既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又充分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坚持又发展的精神。我们不可能照搬当年“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的时代”这样一类命题。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工作我们仍然要继续做下去，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从作出两大问题的判断以来，又是将近２０年的风云翻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注视阿以炽烈的冲突，冷眼强权者霸道的嘴脸，怒对靖国神社的黑色幽灵……有人不禁提出疑问：和平与发展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吗？

　　确实，在论述和平与发展问题时，一直用的是“问题”，而不是“主题”。对的原话，我们应该尊重，没有必要随意将“问题”与“主题”置换。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提出这一论断后，党的十三大便正式将和平与发展称作“两大主题”，并将“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作为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２年，十四大又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１９９７年，十五大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众所周知，党代会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党代会连续三次作出关于时代主题的同一结论，这种权威性应该说是足够了。所以，至少在权威性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今日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天下仍然很不太平。比如说，霸权主义和强权仍然激化着世界不少地区和领域的矛盾；中东、南亚、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连绵不断；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许多地方的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等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国关系中的利益碰撞和摩擦时有发生；资本投机、金融危机、贸易冲突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种种事件和现象，都不能不使人对世界发展的前景感到忧虑，包括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表示担忧。

　　但是，这一切，能否取代和平与发展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呢？显然不能。恰恰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正好是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发展之间矛盾的反映。它说明了，当今世界，无论什么事件，无论什么冲突，都是和平、发展的因素与其他种种反向因素的较量。而且从总体上来看，无论这些反向因素多么杂乱、众多，但正如同志所说：“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鸿沟再扩大下去。”这里所概括的四个“要”、三个“不愿”，其实正是世界人心、世界潮流、世界走势中最主要的内涵、最本质的指向。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主题”一词的含义要全面理解。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世界已经完全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天下已经到处是莺歌燕舞，满目春光。实际上，所谓主题，应该包含有两重含义，一重是指“发展中的趋势”，一重是指“有待解决的课题”。

　　就“趋势”来说，今天虽然天下仍不太平，但国际形势仍然继续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仍在不断增长。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变。

　　从“课题”来说，在当今世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还有新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还在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不时利用“”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然侵犯他国主权。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仍不安宁。所以，如何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大的课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加以解决。

　　事实上，当年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诠释主题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所以，所谓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它既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又是有待解决的两大课题。这两者只有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全面理解，才能完整地表达时代主题的含义。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 出现片面性。

　　正因为主题包含着两重含义，所以，当我们强调世界主题没有变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这个主题在发展中的各种新变化、新特点。

　　从和平来说，战争与和平仍然是一对重要的矛盾。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在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着错综复杂的较量，并表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军事斗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发挥着新的特殊的作用。经济、科技上升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但军事因素的威慑和干预作用并没有消失。各种因素全方位地发挥着作用。军事手段的运用与、经济、贸易、科技、等手段交织在一起。不仅军事的背后及其实质是和经济，而且军事手段的用与不用，何时用，何时停，用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用，怎样用等等，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更加受着、经济诸因素的制约，充满着利益的估量和的谋略在内。

　　——总体上的和平、缓和、稳定，与局部性的战乱、紧张、动荡，同时存在，相互交织。世界已不是两极对峙，大国之间也无意大动干戈，因而不存在爆发世界性大规模战争的客观要件。但由于新的格局和秩序都没有建立，局部性的、宗教纠纷、边界争端、领土争议、利益冲突大量发生，构成一种特殊的至今尚未“痊愈”的“冷战后综合症”。这种战乱、紧张和动荡，虽然是局部的，但始终如杂草丛生，呈纷乱之势，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越来越经常地发挥着“世界宪兵”的作用。世界各国都希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对于新秩序的内容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西方大国主张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由它们所主导的所谓新秩序，并以强制性的力量作为维持秩序的手段。所以，凡遇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情况，就以世界领导者、宪兵、自居，随便加以干预。这样类型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给世界局势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恐怖主义事件成为易发、常见的冲突形式。由于世界贫富差距的拉大、霸权主义的横行，以及种种民族、宗教、利益上的矛盾，一些极端势力，包括一些无力以正当方式反抗的弱者，便动辄采取恐怖主义的方法，制造，扩大影响。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由于它伤及无辜，因而已成了人类公害，也成为威胁不少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９·１１”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样式。各种高新技术在战争中广泛应用，其地位也更加突出。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进程大为缩短。作战方式往往是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协同作战。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动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打的是太空（卫星）、天空（飞机）、海洋（军舰）、海下（潜艇）、陆地（特种部队）五维一体化的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造成尽量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是要从上压倒、摧垮和控制对方。为了达到这种上的目的，今后的战争已经不一定需要世界大战的形式，也许打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就已足够。

　　——无序冲突潜藏着引发突发性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世界失序和陷入真空的情况下，各种冲突大量发生。本身的规模往往不大，但受控的程度也很低，突发性、失范性、随意性很强。很可能在漫无目标和计划的激化过程中，将众多的国家和力量卷入进来，突然间造成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爆发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

　　——大国关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解决和平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的稳定成了世界稳定的支柱。在争取和维护和平中，大国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很多问题可能由大国的态度及其在幕后的讨价还价决定。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场所越来越多，弱小国家对其的诉求也越来越强，但它也同时受到西方大国的很多制约。

　　——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要求也越来越紧迫。据有的材料预测，再过２０年，世界人口将会增加到８０亿。不管预测是否准确，地球如何养活这几十亿人口，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整个世界经济从去年以来呈现不景气状态，不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缺乏足够的食品，约有１０亿人挨饿，约有１５亿人缺医少药，约有１３亿人没有清洁的饮水。这些多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约有１／３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

　　——南北之间的差距已由贫富差距扩大为包括数字鸿沟在内的多种差距。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贸易量、私人储蓄的８０％以上集中在最富裕的１／５人口中。发达国家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是绝对失业，失业的人数以亿计，并正在向１０亿计发展，每３个人当中就有１个失业。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广泛应用，家庭电脑已广泛普及，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报告，２００１年，２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净流出达到３００亿美元。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已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突出课题。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造成一种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并将更进一步地加深这种联系，日益明显地改变传统的国家关系，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科学技术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和制高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物质科学的研究，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等等的发展，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愈益紧密。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等，正在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科技领域的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

　　——环境和生态成为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制约条件。由于长期过度的索取，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已经严重不足，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世界森林面积在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年间，每年平均减少９４０万公顷。中国、蒙古等国的沙尘暴一次次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严峻的现实使人类认识到，人与自然决不仅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如果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掠夺，迟早要受到自然的报复。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有１２多亿人口的大国，是在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战略、国际战略都要依据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和认识来确定。因此今天，我们是否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更不是空洞的学理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和战略的大问题。

　　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由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失误、以致造成国家发展战略出现偏差的教训。由于对世界主题及其整个战略形势作出新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我们才能够一心一意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我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正确应对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处剧变而不乱，遇压力而不惊，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引导中国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

　　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对世界主题的判断发生改变，将会对我们制定新世纪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要不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呢？我们要不要改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呢？我们要不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与外部世界的较量、对抗上来呢？我们要不要立足于准备打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呢？如果把我们的战略引导到这个方向去，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然，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只知使用主题的词句而不知实际运作的过程，对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茫然无知，对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会应对，缺少必要的对策和预案，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把握了时代主题的内容和实质，也就不能恰当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考验，不能及时地利用世界给予我们的机会。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形势的挑战，我们既要坚持时代主题的既有结论，又要认真研究当今世界这两大问题存在的状态，分析其新的表现、趋势和特点，对这两大问题的发展变化给予高度的关注，随时采取应对的措施，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两大问题解决的进程。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坚持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多次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基本的判断没有变。在“七一”讲话中，同志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指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

　　坚持时代主题的判断，同时指出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强调“总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继续为我们的国际战略奠定了基础，更为我们治国理政的整个战略奠定了基础。

　　就国家战略来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世界总体上处于和平态势的机遇，防范霸权主义和强权带来的威胁，充分利用外部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继续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和“十五”计划的各项目标。

　　就国际战略来说，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和平的旗帜，一面是发展的旗帜。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热战冷战、困苦之后，世界绝大多数人们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种渴望和要求，是世界的主流，虽然也受到种种逆流的阻碍、反对和破坏，但基本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和平与发展，是顺乎民心、合乎天理的两面旗帜。举这样的旗帜，就得人心；丢这样的旗帜，就失人心。

　　当然，说高举旗帜，不是让我们去当头，去卷入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头当不得，我们也无当头的实力。所以，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策略方针。这里讲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旗帜，主要是说要紧紧抓住这两个问题，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推动世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进程。实际也就是要在国际上树立我们维护世界和平、致力共同发展的良好形象。坚持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们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努力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是关系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环境在总体上有很大改善。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安全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失去过太多的安全，所以，对安全问题特别关注、特别警觉。每当我们的周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每当西方大国对我们施压之际……我们都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安全问题。

　　正因为如此，如何对自身的安全形势作出准确而科学的估价，进而维护我国的，就成为把握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国土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

　　怎样认识和估价目前我国的国土安全形势呢？对此，乐观者有之，认为我国的安全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悲观者也有之，认为我国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危险也越来越大。

　　从周边环境来说，目前，并且是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一些边境问题，正逐步地得到解决。在北方，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在南方，与传统的睦邻友好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曾经有过的一些龃龉也已成为过去。东北亚，大致还处于稳定的状态。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西部，有一些新的特殊的情况，但还不构成直接对于我们的军事危险。就这些情况而言，我们的国土安全目前是有保障的。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历来十分看重统一的价值。任何把从祖国出去的做法，都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但目前岛内的势力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并且越来越明显地走着“渐进式”的道路。统一与的斗争，在岛内、在海峡两岸、乃至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地进行着。如果势力一意孤行、越滑越远，激化矛盾，就等于是在逼迫中国人民作出最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两岸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

　　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国染指。但是，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又与世界大局联系在一起。它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亚太局势的晴雨表，也是影响中国全球战略环境的重要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这样说，问题直到解决之前，都将是影响中国安全的最大因素。

　　东北方向，主要是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南方向，主要是南海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西南方向，主要是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一个主义势力问题。西北方向，主要是中亚地区的三股极端势力问题，包括新疆的民族主义势力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今后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解决起来比较复杂，但只要各方以大局为重，还不至于对我国的造成严重的威胁。有的发展趋势对我不利，虽然短期内不构成危险，但从长远看，会影响我国的。有的问题，是新出现的，对我国的安全影响需要进行深入科学的评估。

　　比如，“９·１１”事件之后，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美军进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对此，从战略上如何评估？这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军在我国西部边界之外的军事存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现象。它固然有助于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稳定，但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对的军事支持相呼应，也可能使我处于腹背受制的境地，对我东西部的安全产生影响。

　　又比如，日本的右翼势力有日益增长之势。由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包庇和扶持，日本对历史没有进行严肃彻底的清算，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所以，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今后也不可能再会有什么正确的认识。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基本不知道那段历史的。所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二战结束都已５０多年了，日本理所当然地应该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发达的、而且对世界有“很大贡献”的国家挺直腰杆，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敢于说“不”。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扩张、与中国不断发生纠纷和摩擦的最深刻的背景和基础。这种趋势，对发展中日友好是非常不利的。根据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作为主流的友好关系，至少在可以看见的未来，日本不可能对我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不需要过于紧张。但由于右翼势力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摩擦会不断发生。日本一些势力借助于、、朝鲜半岛等问题，以不同方式影响我国的，干扰和破坏中日友好的大局，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

　　再比如，印巴冲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又有新的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两国在核军备上互相较劲，都有了可以威胁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围绕克什米尔的冲突和恐怖事件不断发生，随时都有引发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如果失去理智，甚至不排除动用核武器的危险。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还有把其他本无关系的国家卷进去的可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尽管目标不是直接对着我国的，但对我国的西部国土安全必然会造成很大影响。

　　影响国土安全的，既有周边的因素，也有远离周边的全局性的因素。比如，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其重要目标之一，是针对我国的。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透露，中国是美国发动核打击的目标之一。美国的这种战略构想，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和造成长期和巨大的威胁。当然，这种威胁，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冷静估计，除非发生重大事件，美国也不一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真的动用核力量。

　　第一，两种因素都在增长。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土安全的因素在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土安全的因素也在增长。特别是美国对我的军事和安全压力，民族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危险等，有所增大。

　　第二，问题是对我国土安全和的最大危险。会不会发生两岸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主要取决于方面的态度和做法。

　　第三，从长远来看，如果有些不利因素继续发展，会对我国土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但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一般情况下，除了问题和其他零星冲突之外，我国不会与外国发生直接和成规模的军事冲突，我国的国土安全是有保障的。

　　第四，如果发生预料不到的突发性事件，再加上各方不够冷静、处置不当，因而把我们卷进本不愿意卷入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对此，也该有所警惕和防备。

　　当代世界的安全范畴，已经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所以，评估安全形势，不能只注意国土安全，还必须同时注意其他方面的安全。

　　安全，主要指国家主权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内。安全是的核心安全。

　　中国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的规定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势力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一直采用各种手段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问题、问题、新疆问题、问题、与邻国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它们所要利用的筹码和借口。无论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其背后的动机和理由之一，都是要促使中国发生演变。这一点，同志看得非常明白。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等国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压力，是安全问题。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力求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很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美国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双方仍有许多共同利益。“９·１１”事件之后，两国关系趋于改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总体安全环境是稳定的。我们希望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美国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不会改变。所以，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未来中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也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比较起来，安全始终是最大的安全，风险始终是最大的风险。这方面考验还在后头。中华民族从来不怕外来的侵略和压力。如果有什么军事上的威胁，反而能促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但如果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安全发生问题，带给中国的变化、冲击，甚至灾难，将是巨大的。安全是深层次的安全问题。所以，在各种安全中，安全是应该关注的最大的安全问题。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和紧密。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９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由３８１亿美元增加到３６０７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２．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１２．６％上升到３６．４％，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２６位跃升到第９位。２００１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突破了５０００亿美元大关。２０多年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３９０４８４个，合同外资金额７４５９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３９５４．６９亿美元。其中２００１年合同外资金额６９１．９１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４６８．４６亿美元。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经过长达１５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更深程度地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毫无疑问，对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有利的。但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的运转体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制约，更深一步，还要受到世界经济内在规律的影响和支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将不可能是完全封闭运行，不再完全是自己独立和自主的运转过程，外部的很多条件和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比如，美国经济的衰退，本来可以认为仅仅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但事实是，中国外贸对于美国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关联度，２００１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８０５亿美元。因此，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会连带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这种状况，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如何维护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世界经济一旦发生风险和危机，很难不对我们产生冲击。

　　经济安全，在某些环境和条件下，还会与安全相联系。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发生经济和金融风波，连带引发了危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世界经济组织，以及某些发达国家，对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提出交换条件和要求，迫使这些国家实行某种经济和制度的改革。这种做法，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一种兵临城下、迫人就范的味道。

　　所以，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可资利用的条件越来越多，但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如何未雨绸缪，做好防范准备，就成了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

　　社会安全是一个很广的范畴。由于人类的跨国交往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全也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些非传统的安全因素增多，不可避免地成为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９·１１”事件的发生，震惊世界，表明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公害。根据国际反恐怖问题研究专家胡联合的统计，从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９７年的３０年间，全球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事件１５３８６起，平均每年发生５１３起，年均增长率２．６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恐怖活动的数量减少，但危害和影响扩大。“９·１１”事件表明其规模和影响达到了顶峰。

　　我国以前一直很少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开始有劫机等恐怖行为的发生。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的怂恿和支持下，受世界范围恐怖活动的影响，我国境内外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宗教狂热分子以及敌对势力内外勾结，加紧在我新疆、等边境民族地区进行活动、宗教渗透和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的社会和安全构成威胁。当前，我国国内的恐怖活动主要有：带有色彩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恐怖活动；以极端暴力手段进行的攻击性恐怖活动；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恐怖犯罪活动；帮派及黑社会势力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等等。在海外，针对我外交机构和人员、援外及工商界人士的恐怖主义活动也时有发生。

　　其他如势力、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由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我国内也有增长趋势。它们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交织，对我国社会的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已经跨入信息化时代。１９９４年，世界个人电脑的产量达到４５００万台，第一次超过了世界汽车３５００万辆的产量。１９９６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超过１万亿美元。到２０００年底，全球已有１．５亿网民。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将信息安全问题推上了紧迫的日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美国国防部仅２０００年一年用于电脑系统安全防护的投入就达１６亿美元，但当年侵入美方电脑网络的黑客还是高达４１３次之多。

　　近１０年来，我国电信产业以年均高于全国ＧＤＰ三倍的速度增长，已成为世界十大信息产业国之一。２００１年，我国信息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３５００亿元，全年通信业务达３６６９亿元。到２００１年底，全国电线亿户，其中固定电线亿户，移动电线亿户，互联网注册用户达到了１５９１万户。

　　我国信息化的速度令人瞩目，但信息安全问题也相伴而来。信息安全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与公共信息安全的总和。信息安全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２００１年１月５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信息安全战略》就明确提出：“信息安全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我们的信息安全无法保证，则势必影响到。”

　　强化我国信息安全的任务是十分紧迫的。仅从互联网来说，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应用系统、数据库、防火墙等也大都是外国的。这首先就给我们的网络安全埋下了隐患。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机构，围绕地球飞行的卫星２４小时全天候地收集通信秘密。再加上我们信息安全的技术落后、管理陈旧、人才缺乏、安全意识淡薄，因此，中国的信息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新课题，因而漏洞也特别多，已成为我们各种安全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文化、环境、资源，都是现代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和条件。目前和未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问题，需要我们给以高度的关注。

　　不难看出，我国的涉及到很多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我们遇到了很多新的安全问题。有人问：我们现在的安全形势到底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其实，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或“糟”来概括。从总体上估价，大致可以说三句话：一是大的安全环境有所改善，二是不安全的因素有所增加，三是深层次的难关还没有度过。

　　无论对安全形势如何估价，维护都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哪怕只有微小的安全问题，都不能放松安全保障，更何况我们还面临着那么多的安全问题。在上决不能有丝毫松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我国的？或者说，按什么样的思路来加强我们的安全防卫？

　　现代国家的安全是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现代的安全观念也已经是一个超出国土安全之上，包括经济安全、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安全观念。所以，要维护我国的，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地做好安全防卫工作。

　　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安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到底，取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不能靠依附于别人或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取得安全，不能靠在别国的夹缝中生存来取得安全。中国的安全要靠自己的以经济为主，包括、文化、科技、教育、人才、资源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

　　比如，军事力量对于维护是直接和重要的。但在当代世界，军事力量的提升必须依赖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雄厚基础，很难开发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难提高军队的现代化作战水平，也很难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综合国力上不去，光是单独地加强军事力量，这种力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比如，信息安全是我们目前的薄弱环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水平不如别人。芯片买别人的，软件用别人的，飞机坐别人的，卫星租别人的，……这些都固然有其必然和便利之处，完全靠自己制造的年代早已过去，但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安全问题也就相伴而生。别人有意地安装几个装置，有意地在网络上设置几个“后门”，如果我们连发现都发现不了，更遑论彻底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又怎能有根本的保障？

　　所以，制定和实施我们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我们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资源实力。立足于固本强基，把自己的基础打牢、打扎实。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国家战略。其他任何安全战略，都要处理好与这一最根本的国家战略的关系，支持这一战略，支撑这一战略，服从这一战略，维护这一战略。在坚持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实施安全战略，通过安全战略来保证国家战略的实施。任何安全措施，都要立足于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都要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相反。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会遇到安全问题。所以，强调增强综合国力，不是就忽视的保障和建设。就安全战略本身来说，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在各个方面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

　　在经济方面，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力求更多地掌握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因势利导，运筹帷幄，既充分利用国际的市场和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同时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带来的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既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要行使我们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衔接的过程中，要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必要的防火墙，以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方面，要加强我们的建设和制度建设。稳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扩大人民，尊重和保障。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加紧完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巩固我们的基本制度，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同时，正确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加强国家价值体系的建设，增强人们对于国家制度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打击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保证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安全。

　　在军事方面，要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打得赢”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加紧高精尖军事装备的研制和开发，保证手上能有几个拿得出、用得上的“杀手锏”。精心研究现代化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与时俱进，改进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战略，从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样式出发，制定必要的预案。加强军队和军事人才的建设，积极吸收地方的人才包括高级人才，迅速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军事战略战术水平。正确处理军事与、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军事力量作为维护的强大后盾，但其使用又从属和服务于和经济战略特别是整体的国家战略。

　　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消除各种漏洞，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系数。比如，在社会方面，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防范和打击和恐怖主义等活动。在文化方面，积极而又稳步地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蚀。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参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国际合作，在开发的同时注意战略资源的储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防止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污染。

　　问题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和实现的。如果没有了或减少了外部的威胁，国家的安全系数当然也就提高了。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除了加强自身各方面的建设外，还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亦即安全的国际环境。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我们要继续抓住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要做好自我推介的工作，积极改善和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加强与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以及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等的联系，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与此同时，提高交往、沟通的水平和艺术，掌握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尽可能减少摩擦，消除误会。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认识、把握和维护我国的，必须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问题上的若干辩证关系，防止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这是认识和估价总的安全形势时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包括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短时间内可能困难较多，从长远着眼可能前景看好。这类双重性和似乎矛盾的现象是经常存在和遇到的。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形势时，就必须注意两点论，防止片面性。要看到大局、看到主流、看到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看到隐蔽的一面，看到可能出现的一面。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左右摇摆，畸轻畸重。

　　“机遇”和“挑战”，这两个词用得多了，可能成为套话。但它确实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也反映了国际环境对我们安全形势的影响。进入新世纪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我们２０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环境，得益于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争取和利用。所以，即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那种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同志还是认为国际形势虽然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也“不能看成漆黑一片，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比那时增加了新的因素和特点，但总的来说，还是比当时要好，而不是更坏、更糟。这恐怕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肯定机遇，也要看到挑战。“天下之物，未尝无对。”国际安全环境，对我们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科技、信息、社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新的安全问题，个别方面的危险因素还在加大，个别事态的发展趋势对我们不利。尤其是，基于社会制度的差别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这种斗争对我们的影响是长久的、深层次的。所以，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往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外部环境中消极的影响，高度警惕和防范各种不安全的因素，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的安全不安全，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在国际中谈，当然是指外部对我们的侵犯和损害。所以，这里的基本态势是防范、是应对、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如果从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仅仅着眼于防范外部，够不够呢？显然是不够的。

　　首先，防卫，就要有防卫的能力。防卫的能力在哪里？当然在我们的内部。在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在于自己的综合国力，也包括某一个领域专有的防卫力量的建设。如果没有内部的基础性建设，光是就防卫谈防卫，是不能真正收到防卫效果的。

　　其次，有些安全问题，并不仅仅来自外部，而是存在于自己内部。有些内部因素可能还更重要。比如问题，就是影响和社会安全的一个大隐患。如果不消除，社会和危机就可能发生。因此，光是防范外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制定的战略，一定要看到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一齐下工夫。不能只注意外部而忽略内部，也不能只注意内部而忽略外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一心一意地抓好经济建设，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国际领域对的不利因素。要以高度警觉的态度，认真研究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真分析那些不利因素的具体情况、特点、态势，包括种种发展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的措施，有的还要制定必要的预案，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发生侵害我的情况，就能够以坚决而强有力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当我们重视问题，积极防范外来的不安全因素时，又不能以为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刻，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对外御敌上，放松或转移内部的基础性建设。警觉时时都要有，但切忌慌乱、失措，不要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住全局，抓住问题的关键，集中解决好内部安全的问题，打好的基础。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还要注意政策、措施和策略上的内外有别。问题，哪个国家都会当成大事来做的，但谁也不会整天大声嚷嚷国家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对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这恐怕是处理问题的一个通则。对于外部力量的某些意图，我们要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好防范的准备，但并不需要大肆渲染，甚至搞得人心惶惶。

　　第三，正确处理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维护，当然就要对外部世界持有必要的警觉态度，注意防范外来的任何不安全因素。但是，这不等于把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当成敌人，都要以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要正确地维护，就必须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过去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也由于问题的特殊性，我们一些同志脑子里“斗争”这根弦绷得过紧，把什么事都看成两军对垒，黑白分明，什么事都试图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在战略策略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偏差。

　　国际社会，确实存在着无数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阴谋、诡秘。国际中，确实处处充满着斗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但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里面，既会有斗争，但也不能没有合作。该斗的地方坚决斗，该合作的地方也得合作。对外部的种种影响，该防范的坚决防范，但防范不等于把一切都堵住，都当成敌对的东西来处理。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主要还是交流合作的关系。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要努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维护，很多时候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让步。但斗，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发展关系。所以，斗，也要讲分寸，讲策略，讲火候，讲有理有利有节。在斗的同时，也要注意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斗，在另外的问题上也可能是合作。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有时也不能不作出一定的让步，顾及到双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到“双赢”。只有恰当地掌握好斗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对自如，结交更多的朋友，获取最大的利益。

　　第四，正确处理与吸收的关系。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经常会有各种矛盾发生，有些国家也会向我们施加压力。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各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存有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对这种状况，也需要用辩证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正确处理与吸收的关系。

　　，就是说，对于一切有害于我国的压力、行为、言论，包括错误的价值观念，我们都不能轻易接受、让步，或任其进入国门而大肆泛滥。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让步，就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对造成影响。因此，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但对于外部世界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家对我们的某些批评，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错误的、有害的要，不等于所有的东西都要。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文明之间，必然会有差异，也会有矛盾和一定的冲突。所以，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分歧、矛盾甚至斗争，有些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也有一些只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里面，有可能是对方的错误或不了解中国国情，但也有一些，则可能是我们落后于先进文明所致。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逐步转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还可能要借鉴、学习、接受这一类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同志说：“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同发展。”在维护我们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很可能用阶级斗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切问题，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具体如何鉴别，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需要有较高的鉴别能力，需要下较大的功夫。（作者李忠杰为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