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体育在线名家对谈（下）师力斌杨文丰：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关于生态散文的对

　　半岛BOB体育在线名家对谈（下）师力斌杨文丰：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关于生态散文的对谈我并不认为生态散文在文学中就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在自然生态散文中需表现和融入怎样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这恐怕才是生态散文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应该追求与梭罗、陶渊明、王维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个正是你的散文提供的东西，我特别想探讨这方面的线索。

　　杨文丰：欲使生态散文表现和融入人文思想、现代关怀，首先作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须有独特、深入的体认——这犹同相爱之人总得相知，要求作家须是一个有生态思想、忧患心、怜悯心的善良人，是深爱大自然，有人文关怀能力的人。

　　假如人类继续畸形依恋科技，持续人文失衡，亢奋过度，深陷“纵欲”，那么，在祸害自然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反噬己身。现代人与梭罗、陶渊明、王维在看待自然上已然不同，主要是当今世界，科技已似洪水一样冲击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占有”能力更大，对自然的情感也已复杂得多，这些，也必然导致生态作品中的认知应与前人有所不同——很显然，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品须增加科学背景下的人文思考，须注重对“科技神”的全面认识，既表现自然的大美，抒写自然的内在规律、永恒性及“父性、母性”，也要忧患人类在享受科技成果之同时，科技亦在异化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问题。因而，我期望生态散文中体现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至少须产生这样的效应：可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站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呵护自然，自觉降低个人对自然的“占有度”，将个人理想从类同于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调整为追求“科学诗意的栖居”。

　　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系列自然笔记中，我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探索，我提出了空气伦理、宏观敬畏和微观敬畏、生态位、“小共生”与“整体共生”“生态人”“如何做‘人’”等理念。我追求尽可能地增大生态散文的“思想量”。

　　2005年发表《海殇后的沉思》，在文中我提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不平则鸣’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半岛·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bandao sports。” 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现该由“旧敬畏”转而建立“新敬畏”，“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

　　瑞士瓦尔斯有座洞穴式温泉，是建筑大师祖默托获建筑诺奖的代表性作品，在该温泉泡浴过后不久，我领悟这座被建筑人视为建筑圣殿的洞穴温泉，不就似人类母亲子宫内的羊水吗？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宫式生态圣殿”吗？其所蕴含的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恐比“土地道德”观更具生动性、生长性和持续性，或许更具科学性。

　　师力斌：确实，生态散文不止于会让读者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秘，而表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表现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认识和敬畏自然，保护和爱护自然，促进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生态散文该共有的，但你的生态散文，却自觉地探索并提出生态伦理思想，呈现出真正的地球村理念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然而，生态观应该不全如诗歌灵感般产生，我以为至少会与作家直面生态问题有关。

　　牛顿从提出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个问题，进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许多都肇始于发现问题，这说明，提出问题、直面问题，有时会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的散文其中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冲着问题来写的，不是一味空洞地赞美自然，而是为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是思考难题，解决难题，这非常可贵。

　　杨文丰：这与我的生态写作观有关，我认为生态散文是蕴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作品，或者说是属于直面生态问题的审美文类。

　　生态问题分两种，一种是非人为的生态问题，如恐龙的灭绝也是生态问题，但当时人类还未诞生；另一种是人为的生态问题，即工业以来，人对自然之“作为”导致的生态问题。在上古的农业社会，古人很少受到人为生态问题的干扰，并没有普遍苦于生态问题半岛网页版登录入口。

　　古人吟咏的自然物，即便至美如王维的诗句，也只能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的极致之美，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古诗词。汉语的象形性与基于形神的自然美有着天然的契合。自然写作主要表现自然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业之前比较适合搞自然文学，当自然生态出现污染——生态问题多起来以后，你赞美的自然已是一个“病自然”，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病盆景》，曾将地球视作一个硕大的“病盆景”。我不太理解，病态的自然、病态的美，已似一个病人，你还能纯粹地、轻轻松松地赞美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此的赞美，与赞美一位病人是如此之美，多少教人有些难受，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我认为，没有生态问题，就不可能有生态写作的出现。从文学史看，生态文学的经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无不是直对生态问题，都是由于生态问题的触发。

　　生态写作已是对自然写作的超越，生态写作的范围也远大于自然写作，是大可以进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写作，生态写作具有广阔的创新可能性，生态写作因其生态思想理念之新，以及时代性、急迫性和融入前无古人的属于当代最先进、最美好的生态思想，具有先锋性。

　　在生态写作中，问题的表达自然须是审美的，能给人力量的。紫色的忧患也是一种力量。最有力量的生态散文写作，应是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生态危机四伏的地球村，呼唤作家们担当起使命。

　　师力斌：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我欣赏这个观点，鲁迅就是抱着改造国民性来写的。好作家一定也是思想家。你推崇爱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之说。忧患自然生态的忧患必然是大忧患，是心系人类命运的忧患半岛·体育亚洲官方入口。陈忠实先生对你的《病盆景》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通过对病盆景所蕴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笔锋凌厉，笔端多味。” 生态散文是否都有必要、有责任表现批判精神？这值得探究，而且，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需要艺术地处理。

　　杨文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人自古就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忧患，源于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乃至被戕害而致的忧虑情感，在生态问题深重的尘世，忧患，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警惕，一种责任，还关涉图强的决心和勇气。批判精神面对的只能是负面的东西，是理性，是人必须持有的原则和立场。

　　作家写生态散文，直面生态问题，总要表达好恶臧否，批判精神难于缺失，而且，对恶化生态的行为，你也难于听之任之，批判精神总会诉诸笔墨。当然，对物事的批判须以生态平衡为标尺，有的批判是宽泛的，有的则比较具体。

　　批判须基于研究和认识。忧患其实是产生批判精神、产生思想的动力；最好的批判多是对忧患的回应。忧患与批判精神，都属生命体验，最适合通过追问和感兴表达。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先生最倡扬也最擅长感兴，他小说和散文中的感兴，情义深重，回味无穷。

　　如果说批判是“破”，那么“立”，即是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真”。一般散文不一定写多少思想，可生态散文却断断得要表达作者的思想，作家应表达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个性认识和审美思考，还要将文化因素和生命体验融灌其中。生态文学没有作家的思想，就无法挺起脊梁，充其量只是模式化的“流水线产品”。当然，在生态散文里提出的思想，还须有情感的温度。生态散文不可以忽略情感的力量。忧患的情感力量，可增强生态散文的抒情性，强化审美效应。

　　师主编左手写诗右手擅诗歌批评，研究杜甫与新诗的关系成就有目共睹，卓然一家，不久前出版了专著《杜甫与新诗》，杜甫的忧患与当今的生态忧患和批判意识，应有相通之处。

　　师力斌：杜甫被称为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影响深远，英国人将之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BBC还为此拍了纪录片。我从他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启示，愿意尊他为我新诗写作的老师。同时，他对现代新诗、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觉得需要解放思想，重新研究，认真向他学习。杜甫向来以忧患知名，但他的忧患主要还是忧国忧民，他诗歌当中对于自然是没有忧患的，大自然对于他更多的是怀抱，是恩惠。而今则大不相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经达到危险的地步，不能不忧患了，比如巨大的二氧化炭排放、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生物灭绝等，都对全人类构成严峻挑战。你的写作正是在系统思考这些问题。

　　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方式。中外生态文学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同样会有所差别，因为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这与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不同有关。

　　杨文丰：在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更有长处。与西方文化强调逻辑和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环境公正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强调整体性、综合性。中国文化倾向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具有“圆镜式思维”，注重整体感悟，《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教人敬畏，认同人与自然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也倡行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共处。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是敲碎圆镜的“分析碎片式思维”，视人与自然各自独立，《圣经》说神造出了人，并让人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统统赐给人类作食物，这等于人对于自然万物具有掌控和改造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抗和征服的关系。如此而观，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生态文学创作。

　　杨文丰：如果生态散文仅仅停留在对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湖的摩写和赞美，对生态伦理的抒写乏善可陈，没有思想量的“增量”，是断然不够的。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对自然的爱，揭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警示人类须呵护自然环境，以调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角色，呼吁对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有责任和担当等等，我认为都属于生态散文表现的范畴。

　　在前面我说及生态散文创作至少会涉及五个层面，对这五个层面，如果能够较深入地思考，无论是思想还是审美，都关涉全人类。我追求“大生态散文写作”，大生态散文涉及的“三态”问题，相互契合，都与人类紧密相连，都是人类共同面对或沉湎其中的问题。如果不能从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视角加以审视，我想，再怎么写，也只能写成小生态散文。当下，全球性物种灭绝、等均属“三态”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师力斌：生态恶化已成为全球面对的问题，忧患我们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是生态散文视野广阔的地方。你的散文明显有地球村意识，这与你曾读气象类专业，该有内在联系，大气环流，寒潮季风，也是全球尺度的。

　　杨文丰：生态散文反映的生态问题，不受地域限制，在地球上有共通性、普遍性，生态散文提供的思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能产生启示。大的生态问题，其全球性更明显，比如大气污染，就无法局限在哪一个国，空气覆盖在地球表面，总要流动，即便珊瑚白化，主因是碳排放，也是全球面对的生态问题。生态散文的内容表现出全球性，是由面对问题的特质所决定的，这是紫色的无奈，一种“苦缘”。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其实也是由生态文学的特质决定的。2000年我发表过《论生态文学的特质》，提出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这些特质，至于生态文学的“全球性”，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体现：一是生态文学表现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生态文学面对全世界，拥抱的是整个地球和人类，地球村有多大生态文学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地球村而出现太空生态文学。因而可以认为，生态文学已是这个地球上最广袤、内涵最丰厚、最有无限可能性的文学；二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问题都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有关，是全人类共虑的问题；三是生态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逻辑上讲也属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所共同拥有。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离不开作家的地球村意识，这里会顾及两个要素：一是视角，也就是要有全球性视角，另一个是选材的尺度，因为题材的尺度将制约思维，而大选材的思维尺度、空间尺度，较容易涉及全球性。如果作家有地球村意识，那么，表现在作品中的忧患、抒写、诘问和批判相应也多会是大尺度的。有地球村意识，有大视角，大视野，也比较利于写大生态散文，作品中的我也更易臻入“大我”。大生态散文与小生态散文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思考尺度。

　　我很幸运，1978年考入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农业气象学专业，现在回看，在母校我手绘天气图，做天气预报实习，上专业课，面对的天气图，多是横跨东西方展示南北半球的，老师指点风云，所讲述的大气对地球的包容、大气运动的波诡云谲、雨带在地球上有规律的移动，这些，本身就是全球尺度的，这些学习经历，潜移默化，想来会涵养我的写作视域和观察尺度。

　　师力斌：你2009年获得《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的生态散文《病盆景》，思想性、科学性、生态性、问题性兼具，该文还将地球村“升华”为一个硕大的“病盆景”，《病盆景》无疑是象征的，多义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你创立的文学意象，因为其可以涵盖你的系列生态散文内涵，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创造出表征自己作品风格的文学意象，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而以你的创作和观察，你对当前国内生态散文创作存在哪些问题，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对国内的生态写作也会有自己的期待。

　　杨文丰：个人认为，当前国内的生态散文创作，整体而观，审美性和思想深度还远不够，对自然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区分也还存在误区，不少作家、批评家对生态散文文体功能的认识，尚有待加深。生态散文是需要反思、忧患、自我审视和承载批判省思的文体，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题材元素的审美潜力，如何让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达到最大化，如何探索并写出自己的散文哲学，等等，这些值得我们认真探索。散文是除诗之外最注重情感表达的文体，即便是情感表达的力度、浓度和深度，也仍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这其间离不开科学精神——当今这个时代，科学精神并未过时。

　　中国的生态文学，显然需要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而该如何建构中国风格的生态散文？这里关涉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而在当下，我们还需要思考科技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挑战、新机遇、新思路，比如会如何迭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作家，我们还需思考如何借助技术之力更好地关注和审美表达“三态”问题。

　　“生命共同体意识，是今日文学最具先锋精神的思想根柢”（施战军：《生态文学兴盛的时代到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仍在危及人类，生态写作已成最具现代性的写作，生态学庶几成显学，所以，有理由相信生态写作将成为最具当代性的先锋写作。如此的前景，将对从事生态写作的我们，提出更高要求，比如生态作家须日渐使自己成为“生态人”。

　　师力斌，评论家，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名师带徒计划”导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十月》等发表大量诗歌、评论，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等多种选本。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与安琪合编《北漂诗篇》六卷。

　　杨文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二级教授。生态散文被选入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大中学教材10多种及《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孟繁华主编）和《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等。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北京文学》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