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选择理解这一主题，必须看到文化传播的一个规律：“水往低处流”，简言之就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向欠发达的国家流动。中华民族有过大唐气象，唐文化的辐射遍及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至十七、十八世纪，德国还在流行“中国热”，大作家歌德的客厅里摆放着中国式描金红漆家具，悬挂着印有中国图案的蜡染壁帔。后来中落西强，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则变成了由西向东，我们知道歌德乃至茨威格、史托姆、伯尔，他们却连鲁迅、郭沫若、茅盾都不知道。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把近代世界各国的文化成长与转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成长”型，一类是“目的意识”型。前者的文化成长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也因此保留了一些落后的东西，例如残存着身份制等。与此相对照，越是“后进”国家，越具有“目的意识”性，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也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

　　按照这种分析，中国的近代化自然是典型的“目的意识”性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先驱们不得不以外部世界为参照，以西方先进的国家模式为榜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变革运动。可以说，从效法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到摹仿美利坚和法兰西的，从以苏联十月为师所进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外部世界为参照主动地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壮举。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地进行“目的意识”性非常明确的一系列文化选择的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中国的近代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就是在现代化愿望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主动走向世界，并把世界引入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30年来的改革开放乃致加入WTO，都是中国人民有“目的意识”性的文化选择。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自然也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品格。

　　在现代化“自然成长”性的国家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澳门新网站、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大致和谐的，社会进步与文化转型是自然而然同步的，而像我们中国这种发展中“目的意识”性很强的国家，是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先行，并以思想文化为杠杆去推进社会全面改革和进步的，所以，这样的国家某一方面可能会发展较快，某一方面却可能严重滞后，由此，异质文明和本土草根文化的冲突会特别激烈，文化的震荡和失衡也会特别突出，这些也必然为中国文化新生的选择埋下隐患。

　　苟富强，必开放，此乃历史铁律。因此，中国文化的构建与新生必须置于全球化背景下作考量，这是由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所决定的。然而，西方工业文明的理念精神与中国农业文明中孕育出的传统文化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这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自西汉开始，“独尊儒术”的社会政策，就使原始状态的“学术儒家”成为“儒教”，绵延到中国近现代，它一直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风化流行，儒家思想已化作忠、孝、节、义、信、仁、礼的民众行为，沉淀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尚。当然，原始儒家学说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流行并不完全吻合，而是一种折射的关系。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是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义务，观念上“无我”，践履上“苦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颇有特色的“ 群”文化，与西方的“己”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对封建政权的稳固是有利的，但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的、分散的，人与人之间在事业上是极少合作的，所以合作精神比较淡薄。经济与文化二者的交织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表现则是“形聚而实散”。即表面上看来是群聚簇居、比邻相望，实际上产业之间并没有多少有机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世俗儒风、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显然有着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世俗儒风在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使社会维持在低效稳定的统一体中，但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则与社会发展的种种要求相冲突了。农业经济与计划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精神指向或道德要求是“无私奉献”，这和儒家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是吻合的。但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商品的天然本性；相应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观或精神导向是自我实现。这种以“个己”为本位的文化观念与儒家思想是相矛盾的。儒家的许多东西与商品经济的种种矛盾的确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儒家文化讲伦理，商品经济讲功利；儒家文化讲中庸，商品经济讲竞争；儒家文化讲等级，商品经济讲平等；儒家文化讲人治，商品经济治；儒家文化传递宗法观念，商品经济倡扬科学；儒家文化维持“天”和共性，商品经济解放人和个性；儒家文化重传统，商品经济尚革新，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将得益于可以预见的两大变化：第一，中国的工业发展将完成从初级到高级的深度跃迁，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联系呈有机网络。30年来的改革，在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社会快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旧的道德信条加速瓦解。第二，包容市场经济工业机制的社会管理体制正深度改革，这一切必将催生出新的社会管理形式，催生出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为文化精神的再生提供了制度保证和物质前提。

　　中国文化的新生，首要的是儒家文化“和”的因子的重生。也许先哲们深知我们民族“斗”的残酷与“和”的艰难，所以孔子把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最高目标，谆谆告诫后人“和为贵”。长期以来，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就是我们给别人过不去，划分出若干阵营。我们的内部环境不得安宁，外部环境也十分紧张，既有内忧，也有外患。今天澳门威斯尼斯网站，经过20世纪百年的对立和寻找，在21世纪到来的春天，人们把分头找来的真理加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共处而走向了“和”。正是在“和”的思维下，中国文化的新生才有了与世界接轨的可能——合作守约，这是国际通行规则，惟此才可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发展。在对“和”的思想加以挖掘的同时，中国文化必须摒弃过去的“斗争哲学”。半个多世纪以前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曾向西方人这样讲解中国文化的奥妙：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人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

　　科学、自由、等普世价值，也是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质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今面临的转型其实也是五四运动的接力。20世纪接连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使中国人来不及进行扎扎实实的文化重建，以致五四精神的弘扬时断时续。如今，我们拿出了直面世界的勇气，有了吸收科学等普世价值的胸怀，为中华文化的新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更可喜的是，如果说“ 五四”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呐喊启蒙，那么这次转型已成为自上而下的主流行为；如果说“五四”是停留在文化界的著书立说上，那么这次转型则是将现代经济文化的规则法制化地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这次转型虽没有“五四”那般猛烈的摧枯拉朽的火药味，但它却比“五四”来得更深刻、更彻底、更有效。我们可以感受到，“被思想理论界热切呼唤的文化启蒙和五四精神正在变成一场不动声色的深层文化观念变革的全社会的行动，行动本身正在消解着顽疾，正在落实着五四启蒙的任务和科学的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与儒家的“和”的文化因子，必将创生出中国崭新的时代文化。

　　中国改革面对的是患了慢性“顽疾”的社会，故需用“中医缓药”。我们需用充分的耐心，百倍的努力，去克服一个个具体的困难，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此间，只等洋人来学习，而不去主动输送的消极姿态背后，隐藏的仍是古老文明大国的“有麝自来香”的保守心理。这种自大的“风度”并不值得称赞。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行动起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