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中国社科院：对文化产业当前形势的研判

　　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中国社科院：对文化产业当前形势的研判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坚守“学以致用、咨政建言”的宗旨，致力于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共出版相关蓝皮书20余本。今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是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以来精心打造的文化蓝皮书品牌的升级版。

　　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联合主办。

　　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坚守“学以致用、咨政建言”的宗旨，致力于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创立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等多个文化蓝皮书”品牌系列，共出版相关蓝皮书20余本。今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是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以来精心打造的文化蓝皮书品牌的升级版。

　　《文化蓝皮书》总课题组认为，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这一总的政策基调，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从那时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大转型”，有以下4个主要特点：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我国文化产业在将近3个五年计划的较长时段中，总体上实现了高速发展。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737亿元，比2004年增长10.3倍。从2005-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速6.9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文化产业离“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越来越近，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将国家统计局2004年后每年公布的文化产业统计报表排列起来做一个纵向比较，就可以看到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2004年到2010年是个“飙升”阶段，文化产业年均增长率达到23.4%，但是2010年以后一路下降：2011年21.96%，2012年16.5%，2013年11.1%，2014年12.1%，2015年11%，2016年13%，2017年10.8%。

　　可以说，中国文化产业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增长速度在2010年-2012年的“陡降”后，进入了仅高于国民经济GDP5%左右的“平台期”。

　　总体上来看，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刺激了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大规模商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高相关度的部门爆发式增长，实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整体结构跃迁。比如，从201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其中特别区分出“‘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

　　数据显示，2015年，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是投资额增长最快的行业，比上年增长77.0%；2016年后，每年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营收都是分行业增长最快的：2016年30.3%，2017年34.6%，2018年24%。以上数字充分显示出结构变化之剧烈。

　　2019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核算出2017年全国数字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3-1.19 万亿元，占比2017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总数高达34%，按照这个比重，估计数字文化产业对于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会达到70%以上。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内与数字技术相关行业已经迅速崛起，技术构成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数字技术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将文化产业从规模扩张型增长转向了创新驱动型增长。

　　2010年以后，在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进入下行通道的同时，开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融合发展的新态势。特别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后，将发挥文化产业生产性服务功能，实现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纳入了国家战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撬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盘大棋。

　　为了服务于以上发展需要，国家统计局2012年对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做了新的调整，加进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这个最能反映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融合发展的新的指标类别。我们看到，在以后历年的统计公报中，除了2013和2017年由于指标体系修改而未提供数据外，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都是仅次于“‘以互联网+为形式的’信息传输服务业”的统计类别：2014年17.7%，2015年18.2%，2016年18%。

　　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最受关注的政策主题，标志着融合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从统计上看，如果将文化和旅游的统计数据相加计算，增加值总量已经大大超过“国民经济支柱产业”5%的低线标准，甚至上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10%的高线标准了。

　　在2014和2015年的《文化蓝皮书》中，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文化政策的“第一主题词”从文化产业改为文化市场，这是“文化产业回归文化市场”的重大转变，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从政府主导的启动阶段走向依靠市场内生动力发展的新阶段，“铺摊子”将转向“上档次”，市场将成为下一轮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动力。近年来，文化管理部门大力推动以“放管服”为名的改革，证明了这一论断的准确。

　　“放管服”是落实改革基本方略——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组核心改革措施，其基本内涵就是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工作主线基础上，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才得以发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总课题组认为，以“放管服”推动文化产业回归文化市场，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原始创新”。以来，我国文化发展在文化科技融合领域忽然发力，以令人炫目的“数字化”转换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从“跟跑”到“并跑”，最后到“领跑”。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脚下已经不再有前人走过的道路，发展已经将改革推进了“无人区”，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才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政策方面做“原始创新”。在这时，任何以往的经验甚至教条都至多具有参考价值，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开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以科学的包容的精神不断试错，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以“放管服”为名的这一轮改革的精神实质。

　　总课题组认为，20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一个十年，文化产业搭上了加入WTO后中国工业化起飞这辆快车，特别是分享了城市化的“红利”，得到了政府大量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才实现了超常增长。

　　文化产业在这个阶段的增长看上去波澜壮阔，但是具有明显的体制性释放和政策性推动性质，并没有完成自身的商业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后一个十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城市化模式中政府以土地财政支撑的“交叉补贴”式政策效应逐渐结束，文化产业需要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回归文化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才真正开始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产业发展。

　　如果仅仅是宏观形势变化和投资推动模式熄火，文化产业必然落入“存量改革”的陷阱。但是幸运的是，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使得我国文化发展搭上了又一辆快车。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改革和发展的前一个十年的“窗口期”关闭的同时，新的“窗口期”已经打开，我国文化发展正在进入新一轮“增量改革”周期。

　　我国传统的文化环境是由单一的政府主管主办的“文化事业单位”构成的，直至2003年才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始启动全面改革澳门威斯尼斯网站。

　　经过近10年来文化发展过程中剧烈的结构变化，由于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传统以出版广电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系统，已经变成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全新系统了；网络内容已经构成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内容，互联网服务公司已经成为最大的文化内容提供商和渠道运营商。

　　但是问题在于，以往由政府主管主办的、以出版广电等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服务体系，如何能向数字化平稳转型？如何能与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以新兴媒体为主要载体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崛起的现代文化服务体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撑、日益融合，建构起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

　　2018年1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建设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生态体系”，这是解决问题的新思维。但是，无论是传统的出版和广电机构向“融媒体”转化也好，还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助推文博文物机构文创开发也好，依然有一座有形和无形的墙横亘在新旧系统之间，“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尚无法成为全新的有机体。看来，观念和体制的创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2000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文件中最早对文化产业的表述是：“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这就是说，我国文化产业的提出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的，是一开始就以数字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产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回顾这一段历史，令人深感发展与改革的艰难。

　　（二）文化生产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何从传统文化产业“线性的”生产体系，转向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大生产”系统？

　　直到近10年以前，传统文化产业都是“线性的”再生产体系，这就是：创作——生产——交换——消费（或者展示）——回到创作。这一模式已经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平台公司的崛起而终结。新的模式是开放性、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生产体系，有人将其称为“文化大生产体系”。我们认为，理解这个全新的“大生产体系”是理解新型文化生态系统的关键，也是理解很多纠结我们的问题的关键。

　　新型的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文化大生产系统有几个突出特点：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融合，专业化生产者（PGC）和非专业化生产者（UGC）相互合作，人际交往的社交属性和商业属性无缝连接，等等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核心特征其实是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所谓“产消者”），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这几乎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真实场景。

　　从一方面说，“产消者”的普遍涌现凸显了互联网“人文主义价值”。数字和网络技术为千百万以往文化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赋能”，使他们发掘出以往不被发现的才能，他们生产的内容产品规模也极大地超出了专业群体生产的产品总量。

　　比如，相比较出版管理部门每年发放约50万个书号，全国各种平台公司总共有1300万人在从事内容生产，年产约2400万部作品，以至于国内热播影视产品大都出自爆款的网络小说IP的改编。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些往往是在工作之余开始创作的、缺乏历史和人文训练的非专业群体，能创作出与我们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相称的作品吗？

　　在短短的不到10年时间里，在中国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也导致了“专业鸿沟”的出现：一边是能够熟练使用数字网络的新一代“创意者”们，普遍专业化程度不够，因而生产的数字产品质量不高；另一边是传统的专业人文学者，大多不能熟练运用数字化工具，他们所供职的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低，服务能力明显滞后。这种新旧创作群体的分野使得新一代内容生产者在创意爆发之际难以获得优秀传统文化机构和的滋养和“文化赋能”，而传统文化机构和专业群体则因“技术赋能”不足而难以有所作为。

　　据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这些文物收藏在全国5000家左右的国有博物馆中，但是“展出率”只有2.8%。文物丰富和体量巨大如故宫，展出率甚至低于2.8%。于是场景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数千万非专业的“创意者”亟需得到丰富传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文物被关在博物馆仓库之中不见天日，专业人文学者们依然在“前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中工作与生存。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传承的巨大风险。

　　根据上述，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我国“互联网+文化”发展蔚为壮观，“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已经开始形成了以网络大生产为基础，以数字创意为生态的全新文化发展态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认为，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我们已经开始全球“领跑”，正在5G推动下走向“产业互联网”，建构全新的文化生态体系。

　　但是，当我们从文化管理者角度审视这个新世界的时候，有一种近乎“颠覆性”的感觉，就是传统文化管理体系的管理对象已经消失，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窗口期”已过，我们已经进入文化发展与改革的“无人区”，如何前进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2013年3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中，我们曾经看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蓝图的举措，即进一步适应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推动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以提高行政效能。其中涉及到文化管理体系的部分就是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统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资源，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但是，2018年3月，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我们又看到新的机构变动，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影视管理职责又剥离出来，划入了中央宣传部。可见，这些年文化管理体制一直处在调整和变动之中，摸索过程正在进行，目标颇为模糊。

　　面向新世纪以来第三个十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500年前谷登堡印刷技术诞生以来又一次新的“文明跃迁”正在展开。由此看来，中国遇到的文化管理体制的挑战具有全球性的意义，而我们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能否有所作为，也将会为全球瞩目。

　　展望即将开局的“十四五”及其以后的发展，我们最为强烈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未来已来”。在2020年临近年终，本报告紧张撰写的这一段时间，文化领域各种课题、会议、论坛频繁举办，给我们的感觉是，与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同时存在的是产业转型的不断加速，与发展动能不断积累同时增长的是改革创新的内在紧张。我们正在步入“无人区”，无论是发展和改革都面临“原始创新”的挑战。

　　（一）抓住5G商用的重大契机，实施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战略，下大力量建设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推动文化市场供给端重大技术，构建面向新时期国家文化生态体系。

　　2019年已经被看作“5G元年”，紧随5G商用而来的，将是更为恢弘的文化生产系统变化和文化生态环境变迁，是从目前已经发展较为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我们建议，启动空前规模的国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战略，从根本上解决本文所分析的文化生态体系不耦合和文化大生产体系不平衡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到，延续几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中华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而将国家文化资源向数字媒体做全面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关键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和文化经济发展准备条件，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我们只有将一向依赖于财政资助，并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和智能化，接入每一个人的智能终端，才会从根本上使国家文化生态发生变化，而只有建设一个以开放性、多元化、协同化的文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认为，自2005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文化文物部门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展，但是面向新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开始了一个以软件建设为主，带动新型硬件设施建设的发展新阶段。建议在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打造以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主线的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国家财政政策在供给端的引领作用和市场消费端巨大的拉动力量结合起来，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建设全栈式、全链条、生态化、创新型的文化基础设施。

　　（二）抓住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深刻认识娱乐和休闲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持续改善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以内需扩大政策助推文化消费潜力释放，迎接新一轮文化消费的到来。

　　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是我国人均GDP超越10000美元，以及向12000美元的发达国家门槛迈进的重要转折点。根据理论研究，在一般规律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转折，即以投资推动为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以及国民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向消费的转移；而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场景中，这意味着更为深刻的变化。

　　比如说，这涉及到体制机制改革，即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折；这甚至涉及到数千年形成“勤劳节俭”的文化习惯的改变。随着闲暇时间超过工作时间，人们需要转变传统观念，更为积极地评价休闲的伦理和经济价值。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想象空间并有所作为的时期。

　　精确预测国家的消费趋势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多学科专家的研究，但是有几个重要的方向值得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首先，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不仅是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消费升级的一个转折点。根据本书消费报告的分析，我国消费的总体水平低于同样发展水平国家一倍左右，发展空间巨大，其中文化消费的潜力将会更大。基于这一认识，目前受到高度重视的刺激消费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取向。

　　其次，数字和网络技术正在迅速改变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随着与5G相关的大规模数字技术商用普及，供给和消费将会出现“强互动”态势，既是需求拉动供给，也会是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消费场景创新将会层出不穷，其中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量是难以预测的。基于这一认识，大力开放市场以创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极为重要。

　　第三，数字网络技术将改变市场竞争环境，创新投资与金融工具，令过多集中在房地产中的个人资产向艺术品投资市场转移，可能引发巨量的艺术资产投资需求。基于这一认识，建议对于如何重新启动艺术品投资市场进行研究和试点，尽快开始系统的政策创新。

　　（三）抓住数字文化发展高峰期到来的契机，以“原始创新”的精神推动文化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创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近10年来文化产业数字化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证明，以“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主线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是发展的关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数字文化产业开始“领跑”世界，文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开始进入了“无人区”，就更需要深刻领会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和深刻意义，将改革现有体系看做是一场，是“脱胎换骨”，是“走兽变为飞禽”（黄仁宇）。

　　我们认为，基于传统行业技术性质的改革“窗口期”已过，改革已经落后于发展，现在需要打造适应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全新体制机制。

　　党的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基本任务，以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其中包含了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依据和内容。

　　鉴于当前存在改革落后于发展的重大矛盾，我们建议，根据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首先按照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要求，解决目前文化领域政府机构既干预过强又因职责不清而管理无效的问题，整合和优化文化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从而提高行政效率效能。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有序推进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四）整合文化和相关产业政策，形成“三元动力”体系，推动我国文化科技深度融合，领跑国际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我国文化领域进入了又一轮密集的政策出台期，从产业发展效果考量，最值得肯定的是文化-科技-金融三组政策。近年来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科技和金融是文化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将“文化科技融合”“文化金融合作”“金融科技创新”三组政策整合联动，构成“三元动力”结构，才能推动新时期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产业结构顺利转换，领跑国际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前沿。

　　从目前的情况看，文化发展的科技和金融两个轮子的运转存在较大的不协调。文化-科技这一轮转速总体上较高，但是在文化资源数字化这个产业基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文化-金融这一轮转速近年来迅速下降，究其根源，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差的短期影响外，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市场中体制性障碍大，要素流通性差，金融工具创新不足。

　　如前所述，面向未来10-20年的发展，文化领域目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我们认为，随着大规模5G商用阶段的到来，建设以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的窗口期已经打开，而这正是“文化-科技-金融”三元政策体系整合创新的最佳应用场景。

　　我们建议，抓住落实六部委《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文件出台的契机，将当前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选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和文化金融工具创新两个基点，一方面，建立由“数字技术研发方+文化内容解读方+文化资源提供方”共同发起的企业化协同创新平台，打通文化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加强对在“互联网+”平台基础上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评估技术研究，加强对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文化资源向资本市场转化的应用场景研究，加强对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创新型金融工具研究，以金融科技创新打通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通道，建立起“公共财政+社会资金+商业资本”协作开发的创新机制，让文化-金融合作的轮子也快速转起来。

　　发展与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有风险，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机遇，可以远航，可能发现新。让我们拥抱变化，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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