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的喜剧意识与审美品质

　　大众文化时代的喜剧意识与审美品质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实践功能上具有消解神圣、提倡个性、解放思想和加强化倾向的积极作用，这对于遭受“”重创的人性的重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有利于人们追求个性的解放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然而，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发展与品质被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文化为盈利而制作，大众文化消费则表现出盲目性、庸俗性和过度的娱乐性。在大众文化的产销运作过程中，平庸化的东西常常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而且崇高的东西则常常被视为落伍而遭鄙弃。这种初级市场经济社会中常常遭遇的“劣胜优汰”现象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亟需国家治理的有效干预和人文思想的深度滋养。

　　人们原本期待大众文化产品用各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幽默与轻松来减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类的精神状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对始料未及的“三俗”顽疾深恶痛绝，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反三俗”与文化变革的方略，以重塑公众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归根结底，文化是人化，对社会的责任承担主要表现为对民族精神传扬、对时代精神构建和对人的灵魂塑造与道德提升。“三俗”是物欲社会的影射，是对文化失去了起码的尊重和敬畏澳门威斯尼斯网站，与“通俗、风俗、习俗”无关；媚俗之可恶，在“媚”不在“俗”。

　　低俗不是通俗，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当前，大众文化的诸种艺术呈现中，其喜剧性出现了一些时代异变与精神偏差，与真正的喜剧意识和良好的审美品格悖逆，亟需坚决和及时矫正。从艺术哲学视角看，喜剧性应该是一种“内在伟大与严肃”、“外在有趣与可笑”的“轻盈诗学”，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是撕破生活假象的智慧与幽默，而非、逃避挑战、浑噩和谐的游艺与杂耍。文艺绝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三俗”之风和过度娱乐化、奢靡化澳门威斯尼斯网站、道德滑坡等弊病必须革除；对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段子化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杂耍化、拼贴化、感官化以及“养眼”与“愚乐”式审美噱头横飞等时疫，喜剧精神的坚守和文化自觉的矫正至关重要。借助有效的文化治理，焕发喜剧美学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智性清透和通俗智慧，构建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和审美谱系，是重塑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喜剧的滑稽和不严肃是表面的，它骨子里却是严肃的，最贴近生活的。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喜剧越是高级，与生活融合一致的倾向便越明显；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场面和高级喜剧是如此接近，简直可以一字不改地搬上舞台。”与崇拜理念的悲剧精神比较起来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崇尚幽默的喜剧精神由于解构了理念的实体性而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喜剧美学的核心是通过喜剧性本身来表现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反常和不协调等可笑之处，从中揭示和反思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丑恶、缺陷和弱点，从而化解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实现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所以，喜剧性就是生命中的狂欢精神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反思中以智慧实现超越和自由的喜剧精神。滑稽、幽默、讽刺、荒诞、反讽、戏仿等等是喜剧性的重要表现形态，“笑”则是喜剧显著的外部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喜剧美学又可称作“笑的哲学”。

　　尽管貌似喜剧性的审美噱头在各个时期频频涌现，但是喜剧美学的精神内核与审美品质却保持着稳定，其蕴含的批判精神、智性清透和通俗智慧始终如一。在有喜剧和喜剧性的地方，就有笑有轻松，有滑稽有幽默，有嘲讽有清醒。因此，滑稽、轻松、幽默和讽刺、清明构成了喜剧精神的核心内容。

　　当今时代，悲剧意识的不合时宜与隐没陨落已无可挽回，喜剧意识的时代映照与自觉确立尚在路上，但无论如何，用各种艺术所蕴含的幽默与轻松来减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类的精神状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文艺批评家仲呈祥认为，我们需要喜剧，但我们需要更有内涵的喜剧精神，不仅让观众发笑，而且让观众懂得为什么笑，绝不是把快感当美感。优秀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让受众心灵受到净化、灵魂得到提升，产生一种精神美感。止于快感，尤其是仅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那不是真正的艺术，至少不是优秀的艺术。

　　当前，亟需扎实开展的两项工作：一是针对文艺发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治理；二是广大民众的喜剧美学启蒙和传媒素养提升。文艺生产领域的金钱至上和谋财无道等乱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矫正大众文化发展中的“三俗”顽疾和文艺生产中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政府必须全面创新文化管理机制与手段，简政放权，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特有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类文化异变问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共治的“文化治理”。文化治理，顾名思义，是通过发挥文化功能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治理，其核心在于多元文化、百姓参与和文化品质。

　　在大众文化时代，所谓的艺术家们早已在自觉地扮演“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他们的作品竞相成为娱乐大众的“心灵鸡汤”，更可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世纪的喜剧愈发变成“娱乐”、“快感”、“开心”甚至“卖笑”的代名词，除此无他。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产品以身体快感与视觉刺激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癫狂，呈现给受众的更多是审美形象化和身体快感化的声望之作，其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越来越匮乏。如何达到对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的规避，以及对喜剧美学的人性解放之重的自觉追求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是“文化中国”复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思想难题。

　　文化和艺术的生产与制造出了问题，传播渠道更是推波助澜，往往能够把“妖魔化”“巫术化”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交互式传媒的发达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分享和自由，确实为“超女式”和各式“民粹主义”的不断萌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使普通民众容易产生“自恋型幸福”和自由的幻觉，对“愚乐”式粗俗文化流连忘返，打定主意“宁做快乐的猪也不做痛苦的苏格拉底”，对生命的底色和生活的视而不见。在现实生活中，大众传媒一方面给普通民众带来无法言喻的自由快感，大众文化通过解放曲折地达到文化的解放，这可能是通往的一个入口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但另一方面，电视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和网络上的随口乱说、众声喧哗的现状又给这一自由感打上了不祥的印记，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低俗化、平庸化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同时，现代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传媒还颠覆了文化立法权，解构了传统文化秩序，提前制造了消费社会的假象，强力推动了文艺的消费化，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对理性主体的重构以及所造成的自我认同危机，这些都共同促成化创作的兴盛。从根本上讲，只有超出黑格尔、尼采所说的“主奴关系”，寻找另一种基本关系模式，建立新的公民道德，使公民摆脱媒体操控，才能产生新的公众心理，协调性因素，从学的角度考察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很多固化的思想糟粕都在等待打破，人们需要填充营养和价值，可这恰恰也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机遇，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与“偶像”。而社会上却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正能量的“名人”与“偶像”太少了，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秩序一片混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和艺术先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借助“错位填充”爬到了时代之巅，因为他们都属于稀缺的“生产要素”，殊不知，其负面影响却非常深远。传统产业的衰退，又让热钱加速流动到文化、互联网等虚拟产业，即使现在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但娱乐工厂生产和批发“明星”的速度还是远远慢于热钱的涌入速度，在这种供求关系之下，必然会产生“明星”及其相关产业的价格泡沫。

　　“三俗”之风、改变“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的文化异化局面，必须警惕和防范打着各种旗号的文化“民粹主义”的忽悠和煽动，尤其是“超女式”，最大程度地践行文化正义。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从根本上讲，超越性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在文化审美中的显映，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有限的功利之境进入了一个无限澄明的意义世界，人不再囿于外在粗陋的实际需要，不再将对象视做有利于有限需求和意图的工具；人通过审美，通过非实用性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创造最终达致最高的自由境界。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内在特征的体认的加深，我们有信心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形态协调发展的文化新格局。

　　中国经济的当代振兴令世界瞩目，而富强之后展现什么样的文明、呈现什么样的文化面貌同样令人关注。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内在尊严的崛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社会操守和基本道义的形成。正如布罗斯基坚信的“美学真实”与“精神自由”成正比关联一样，作为“审美批判标准”的文化正义以及被高尚、优雅、敏锐、仁慈的“审美趣味”熏陶出的个体素养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将成为文化复兴与文明崛起的基本标志澳门威斯尼斯网站。拥有气定神闲的社会氛围、谦恭温良的国民素质、廉能高效的责任政府以及厚德载物的时代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